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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光荣革命”——评《立宪时刻》一书 作者:孙伟
被遗忘“光荣革命”——评《立宪时刻》一书 作者:孙伟
作者:孙伟
文章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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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2-03-30 12:11
★★★

 

被遗忘“光荣革命”——评《立宪时刻》一书
作者:孙伟
 
摘要:《立宪时科》一书,详细解读了《清帝进位诏书》,试图用另一种视角解读辛亥革命,以此汲取有利于下社会建设的养分。
 
如果说鸦片战争将清朝裹挟进“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那么甲午战败是这场变局的分水岭:鸦片战争后甲午战败前魏源、林则徐、徐继畲等人“开眼看世界”的努力多踯躅于器物文明,而甲午战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揭橥的百日维新开了君主立宪的滥觞。晚清是一个积重难返的时代,用鲁迅的话说是一个搬动椅子都要流血牺牲的年代,于是才有了高昂的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光绪帝软禁瀛台的立宪成本;晚清又是一个常为新的时代,《清帝逊位诏书》的应运而生让中国避免了法国大革命“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的命运,温良恭俭让地实现了权力的交接,不啻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传统的革命史观里《清帝逊位诏书》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因为革命史观里满清政权是腐朽垂死的代表,理应为“最是仓皇辞庙日,垂泪对宫娥”的革命成本买单。但如果我们以宪法学的视角来解读这份逊位诏书,可能会别有洞天。高全喜老师的《立宪时刻》以其一贯的政治宪法学观感打磨出《清帝逊位诏书》里的宪政纹理。
 
一、          逊位诏书:节制革命与驾驭权臣
 
《清帝逊位诏书》的诞生不仅仅是迫于南方革命军的压力,还有源自张謇为代表的士绅阶层的立宪诉求,以及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的“斡旋”,故可解读为历史的合力。
 
 对于南方革命军而言,即使武昌起义促成了湖北的独立,再加上法理上的正统,但面对北洋六镇想要直捣黄龙并不现实,更遑论孙文的南京临时政府也缺乏列强的外交认可。
 
张謇为代表的士绅阶层进步意义相当于中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稳压器,张朋的评价切中肯綮:  “张謇在求变的社会里,是保守中的进步者,所以他的思想不断有所改进。但他的出身背景和士大夫意识,又使他在进步中不忘保守”。事实上,以张謇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在辛亥革命研究史上被严重忽略了:按照我们的革命史观孙文、黄兴才是清王朝的掘墓人,张謇仅剩下“末代状元”和“实业救国”的标签,却没能看到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士绅对和平创建民国的苦心孤诣。《清帝逊位诏书》出自张謇之手多少顺应了熔铸革命党人共和和清末体制内变法于一炉的历史潮流,这里的经验也值得我们今天的政改借鉴——“各国变法,无有不流血者”近乎嗜血何况惊人的内耗成本: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又将政治风险转嫁于下一届,这和定都南京的太平军没什么区别。
 
袁世凯的北洋系虽无法理上的正统,但按照“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流氓逻辑,倒是能在列强、清廷、革命军之间周旋并处处逢源,以至于孙大炮也坦诚“维持现状,我不如袁”。但袁世凯有甚至国内独立的省份都督一半以上都是同盟会员,北洋六镇这样耗下去指挥消弱自己的政治资本,让清廷坐收渔利,更可况“皇族内阁”的前车之鉴。
 
由此可见,《清帝逊位诏书》是时势的产物,生逢其时。闪烁在《清帝逊位诏书》里的最耀眼的没过于节制革命。清廷屈辱地逊位于共和政体也就让南方革命党的暴力革命失去了法理上的正当性。客观上受益的是民众.这也是清廷难得的一次“放权让利”,正如诏书所言“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
 
历史学家却极少注意这份诏书还是一份附条件的授权协议,授权部分为“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而所附条件是上文的“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共诸全国,定位共和立宪国体。”由此可见,袁世凯所获得的权仅是“共和立宪国体”下的“全权组织临时政府”权能,这更能烛照张謇为代表的立宪士绅和清室对袁世凯这类权匿的驾驭。袁世凯后来复辟称帝,至少在法理上棋输一着。所以才有”举国共讨之“,甚至北洋将领众叛亲离的结局。
 
二、优待条件:对价与政治赎买
《清帝逊位诏书》之所以可被视为为“光荣革命”,还在于它是切实可行的,是食人间烟火火的,而不是活在“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天国里,譬如说其内容之一部分的三个优待条件。如果套用英法美系的对价原则来诠释诏书里的优待条件,那么这则诏书的契约性质会更加显著,因为它让清室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之骄子走下神坛,想平等主体的自然人那样使用对价原则。
 
对价原则源自英国,又称作约因,意既一方为换取另一方做某事的承诺而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代价或得到该种承诺的承诺。从泛绿上看对家是一种等价有偿的云若关系,而从博弈学的角度说,对家就是博弈双方处于各自利益最有状况下的要约而又互补被对方接受时,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体之间的妥协关系来解决这一冲突。优待条件里隆裕太后希冀民国支付的对家是英国女王式的虚君待遇,用诏书里的花说就是“予与皇帝得以退出宽闲,优游岁月,长受民国之优礼”,而民国承继的是清国的有形的疆域和无形的主权。如果横向比较,《清帝逊位诏书》里的优待条件的重要性连邻邦日本都不如,比明治维新晚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是纵向来说,对于一个搬动桌子都可能流血牺牲的老大帝国,零和博弈是常态,双赢才是非常态,专制皇室能和共和政府达成一致本身就是对中国理事周期的一种反讽。
 
近代以降,立宪意识“飞入寻常百姓家”从大英帝国到邻邦日本再到中华民国,皇室的政治权利都被新兴的资产阶级以赎买的方式实现了权力交接。但对于中华民国来说,日本和英国的政治赎买是最具有契约精神的也是最不折腾的。当1924年冯玉祥的部队兵临城下并驱逐清帝时朝野哗然,旧派保守势力和新派自由主义都群起反对,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就曾对折中武夫乱政、破坏契约的行径表示强烈的谴责。后来溥仪投靠日本组建的伪满洲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民国乃至南京民国政府逼出来的,蒋介石对逼宫的冯玉祥和盗挖慈禧陵寝的孙殿英的股息和纵容也将溥仪闭上了铤而走险的境地。至少在这点上,国民政府败给了中共的统一战线。相比而言,日本和英国的皇室很幸运:二战后战法之手的日本天皇得以免于起诉;英国女王尽管在戴安娜王妃死后被民众质疑为冷血,但还是只能“退出宽闲”。
 
如果说武昌起义以暴力革命的方式为民国开辟了道路,那么《清帝逊位诏书》则以双赢的谈判形式和平交接了权利。中国历史总是沦为革命家史,城下之盟就会成为被遗忘的角落,但中国宪政史应当为这份难能可贵的退位诏书留下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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