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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氏家族--英敛之
英氏家族--英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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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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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4-09-14 17:10
★★★

    作者:常华,满族,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秘书长。

    英敛之,名华,号安蹇,晚号万松野人,北京正红旗籍。英敛之的老姓为赫佳氏,英字为行辈字,为对付当时社会的排满情绪,而把行辈字改为姓。

    英敛之少年习武,17岁起即日记不辍。对佛、道、儒均悉加研究,22岁时加人天主教。1902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1912年辞职,隐居北京香山,创立辅仁社,后与马相伯办起辅仁大学。

    英敛之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慈善家,也是一位诚实爱国的天主教领袖。笔者曾多次走访英敛之的出生地、办报办学旧址以及他的学生、后人,获得不少有关资料,兹将英敛之一生中的几件大事做简要介绍。

    京西神童

    1867年,英敛之出生于北京西郊蓝靛厂火器营正红旗,于乡里有神童之誉,至今尚有耄耋老人传其口碑。

    据清《天咫偶闻》载:蓝靛厂,火器营驻此,街衢富庶,不下一大县。火器营,始建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是驻防京师的八旗兵兵营之一,士兵全部是满、蒙八旗兵丁,因所驻扎是专门操演火器(鸟枪和子母炮)的部队,故名。在清代,清政府规定旗人不许做工,不许种田,不能经商。营内官兵及其上万名家属皆由朝廷按职务和人口供给旗饷,即钱粮。

    火器营建有营房、仓库、官舍一千七百余间,群聚环居,便于演习;营房外则为家属区。历史证明,火器营的设立,为清政府统一国家、巩固边疆起了重要作用。英敛之的童年、少年即是在这里度过的。

    据传说,他刚刚降临人世时哭声很响,营房内外都能听见,以致有的街坊寻声找到英家前来道喜:哭得声音这么大,真是大吉大利好兆头,英家喜添贵子,长大后一定有出息,成大事……

    当年,火器营内有一所八旗官学堂,由一提倡新学的老秀才乔松桥执教。一次,乔秀才正在上课,突然发现窗外有个顽童正扒着窗台向里张望,乔秀才见这个孩子浓眉大眼,相貌不俗,便开门让他进屋。这个孩子大大方方地进来,乔秀才问:你几岁啦?答:8岁。乔秀才故意要考考他,,便道:我出一副上联,看你能不能对出下联?答:请便。乔秀才:火器营顽童八岁。答:新学堂老翁瑞年。乔秀才听罢暗暗称道:此子乃神童也,日后定成大器!于是破例收了这位学生并用心栽培。后来这个小顽童果然不负众望,在四十多年的社会生活中,对国家和人民做过很多好事,他就是英敛之。

    英敛之生活在清末,当时朝廷腐败,外患严重,他痛恨家国不振,同时接触到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寄希望变法革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后,英敛之也赶写了《论兴利必先除弊》文章,讥谈时事,赞同康有为的政见:康主政有为胶州疏内\'蔽于耳目,狃于旧说\'诸语,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三年后发生了戊戌政变,慈禧再出训政,光绪帝被囚,谭嗣同等被杀,康有为逃亡。英敛之恐被株连,彻夜离京至津,乘重庆号船去上海。有趣的是英、康两人在船上不期相遇,彼此深谈竟不知对方的姓名、身份。

    敝帚千金

    1901年,英敛之到天津筹办报纸,得到法国领事馆和天主教堂的支持,次年6月,与柴天宠、张少秋、严复、王致隆、李敬宇、朱志尧等人,办起《大公报》。当时,社址就在法租界法国领事馆旁,英敛之亲自担任总理,前后达10年之久。

    对于这张报纸,英敛之曾感叹道:忘己之谓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名固已善矣,夫徒有其名,毫无其实,我中国是往往而然,今此报得毋妄为标榜而夜郎自大,假私济公乎?抑果是是非非,源源本本而一秉大公乎?要之自亦未敢定其如何也……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偿焉,鄙人之心慰已。

    《大公报》创刊第一期标明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撰述评论,敢于讥弹清廷时弊。在第五期就发表长篇社论《论归政之利》,强调太后撤帘归政有八项好处,还指名道姓,痛骂慈禧的亲信祸国殃民。

    对于革命党人徐锡麟被处死,他撰文说:既杀而犹剖其心,啖其肉,此等野蛮凶残行径,不期见于二十世纪之中国!对于女侠秋瑾的遇害,他反击道: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遽处斩刑,斯岂非野蛮已极、暗无天日之世界乎!

    《大公报》还拒绝刊登算卦、求签、相面、赌博等有关迷信骗人活动的广告,认为非同牟利可比,宁愿赔钱受累,吃苦操心……替劳苦大众说话。正因为此,报纸颇得民心,刚一创刊即发行5000份,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

    1907年,《大公报》发起募捐赈济江南水灾,得银11469两,全部用于灾区。以后十多年中,《大公报》曾屡次做过这类社会公益工作。

    此外,《大公报》还提倡白话文,带头发表用地方土话写作的供市民阅读的新闻和评论。英敛之本人则专门出版《敝帚千金》一书,倡导白话文,严范孙为之作序,认为文言不可喻俗,俗不遍喻,则教育不能普及,民族日趋于拙劣,势将不可以幸存。\'

    英敛之以办《大公报》驰名国内,但他是最讨厌做官的,他自己一生从未涉足官场。严复就曾书赠他一副对联云: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由于《大公报》一再讥讽、指名批评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1905年8月,袁曾下令查封报馆,只是因为法国当局的干预才未得逞。

    以后,《大公报》渐渐转向亲日,社址也从法租界迁至日租界旭街四面钟附近。

    1912年,清室退位,民国成立,英敛之办报的兴趣也随之退位,他辞职回到故乡北京。作为满族名人代表,英敛之成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一员。再后,清室产业香山静宜园拨给他兴学办厂,这样英敛之即退隐香山。

    万松野人

    香山乃太行之余脉,山上泉溪淙淙,草木茂盛,峰奇峪深,寺庙掩映。从喧闹的城市来到这幽静山林,青松古柏,满目青翠,空气新鲜,登高远眺,游目逞怀,英敛之非常满意,自称\'\'万松野人。他给甘露寺、半山亭题写匾额时,下款即均署万松野人。这时的英敛之,专心研究天主教义,撰写宣传教理的文集《万松野人言善录》,又收集他的见报文章,出版《也是集》。

    作为天主教在中国北方的首领人物,英敛之与辛亥时期名士马相伯过从甚密,以兄弟互称,当时人称南马北英(因马氏多生活、活动于沪上)。在《马相伯先生文集》中,收录有马英两人讨论宗教、文化、兴学、办报等问题的信件数十封,从中可以看出20世纪初某些从西方寻求救民救国之道的杰出人士心态。

    英敛之一生致力于天主教改革,为此曾受到神长的严重警告。八十多年前,中国的天主教完全掌握在法国人手中。当时在法国本土并不重视天主教,而在中国,天主教却要他们来保护,英敛之对此非常不满,一直在努力脱离法国人的羁绊。1912年他上书罗马,揭发~f-IN传教士不喜欢学问,专欲愚民,且宗派观念甚深,各会之间相互排挤、猜忌。主张培养中国籍传教士,俾得自传。他选择教士的标准,是博学良善而心谦。

    针对外国传教士阻止中国教徒学习文化和专门传播中国的黑暗面,英敛之除刊布《劝学罪言》外,还印行明末爱国天主教徒徐光启、李之藻等所著书籍。由于未得到主教的批准,他一再遭到批评、指责。正如陈垣所说:敛之以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发愤著书,提倡爱国,受到外籍教士的种种恐吓、威胁,而无一点惧心,真可谓豪杰之士了。旧中国,为非作歹的洋人得不到惩罚,而老实的国人却往往被怪罪,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以致有些国人一见到洋大人,自己先矮了半截,处处迎合、讨好,生怕得罪之,而英敛之则不然。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当时的农商部给住在香山的英敛之打来电话,称有几位外国友人要来游园(时香山静宜园不对外开放,门口挂有未经许可,禁止入内的木牌)。英敛之即吩咐人打扫卫生,准备接待,但一直未见农商部来人,倒是有两个洋人径直骑马登山,直奔梯云山馆并索要钥匙。管理人员问其姓名及来历,洋人盛气凌人拒不作答。管理人员请示英敛之怎么办?英明确答复:不准他们入内。两个洋人无奈,悻悻而去。后来农商部竞派人来,声称英开罪洋人,有碍邦交。英敛之针锋相对,写信给农商部长周自齐,指出:本园系有主权之地,凡欲进游者,必先出名片,许可而后得人。间有不知自爱之洋人,挟其平素奴视华人之气焰,或径行闯入,或逾垣而人……我国势虽弱,主权究在,非可任彼玩易,视为战利品也。表现出民族气节。

    北京西郊于光绪末年始由清政府兴建新式学堂,一扫私塾之乎者也积弊,学风为之一开,不过当时学堂仅收男生。为了开创男女平权,在熊希龄的资助下,英敛之把静宜园的破旧房屋进行了一番修理,于1912年创办静宜女子学校,由其妻淑仲女士任校长。学生大多是香山附近的八旗闺秀,学校对她们管束甚严,规定笑不露齿,路不颠行,教师也大多为女性。在当时可谓妇女求解放的先行。

    1917年夏,直鲁豫三省泛起大水,一时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大批灾民以及他们嗷嗷待哺的孩子们,惨不忍睹。这时熊希龄负责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为了救济灾童,他决定在北京设立慈幼局。同年11月,英敛之应聘出任慈幼局长,主持收养灾童的各项日常工作。这样,无家可归的孤儿难童们得到救护,有了一个暂时安身的场所。

水灾过后,难童无人认领的有三百多人,慈幼局只解决养的问题,而教的问题便也提出来。又是由于熊希龄的努力,经批准开始在香山筹建香山慈幼院。1920年慈幼院正式开院,熊希龄亲任院长,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很快就蜚声海内外。英敛之作为静宜园董事会常任董事,参与了香山慈幼院的筹建和领导工作,付出很大辛苦。

反袁称帝

    英敛之是始终反对袁世凯的。袁世凯对他无所施其威,多次拉拢收买、威胁利诱,均遭失败。

    1915年底,袁世凯准备称帝,一再鼓动、利用宗教界为之捧场,但英敛之就是不买账。当时天主教办的《益世报》,事前不敢让英敛之知道,背着他发表了附和帝制的文章。英敛之获知后极为愤慨。他素疾视袁世凯,又深恶把持《益世报》的某教士,特写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加以严斥,坚持反对利用教会报纸向袁献媚,要求报纸公开检讨。

    袁世凯曾做出姿态,派自己的专车去接英敛之共商国是,但他拒不上车,一点面子也不给。袁许以高官厚禄,他更是不予理睬。袁世凯恼羞成怒,几次要下毒手暗算英敛之,只是由于曾任山东省长的蔡儒楷从中周旋,袁才未能如愿。蔡与英敛之不但是好朋友,而且还是儿女亲家。

    袁世凯对英敛之一直耿耿于怀。据英敛之的学生李国权介绍,袁在一次会议上又提出要英出来做官,蔡儒楷听了一惊,赶忙推说英敛之早已退隐香山,办学校搞慈善事业,平时深居简出,袁世凯这才没说什么。事后蔡儒楷对英敛之说:袁世凯一提到你,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真不知他又要打什么鬼主意。

    皇帝梦未做成,袁世凯忧惧而死。消息传来,英敛之正在香山和辅仁社的学生们谈话。他十分高兴,随即叫学生拿来纸笔,挥毫泼墨写下大魔已去四个大字(每字有一平方尺大小)。

    水流云在

    在北京西郊温泉的显龙山上,有一处著名的水流云在石刻,这处被誉为北京地区最大的摩崖石刻就是英敛之手书的。

    英敛之母亲的娘家就在温泉,当家的姓胡,吸食白面成性,平时英敛之与之很少来往,只是年节时礼节性地过来看望。

    1913年2月,英敛之携妻儿来到温泉,闲暇时他登上显龙山顶眺望。虽然时值冬日,但是山下的温泉水涌溢,缓缓流淌,热气蒸腾,以致山上云雾缭绕,白茫茫一片。英敛之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不禁信口吟咏起杜甫的诗: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稍后,他发现山顶西面有一巨石,其北壁如削似切,甚为平整。看着这块巨石,英敛之深思片刻后,匆匆离去。

    第二天,英敛之雇人带着笔墨再次上山,借着头天的余兴,他挥洒大笔写下榜书水流云在四字,下面题注:英敛之偕内子淑仲小儿千里游此偶取杜句寄意时宣统退位之次年正月也。这一年,英敛之47岁。

    祖居温泉的一位刘姓老者,曾向笔者说起当年英敛之雇人凿刻水流云在的情景。英雇有十多名石匠,前后用了半个月才完成这一巨作。据实测,水流云在每个字有4平方米大,题注字每个字也0.3平方米有余,总面积约30平方米,巍巍壮观,气势磅礴。此石为大青石,石质坚硬、抗风化,历经八十余年风风雨雨,刻字仍清晰可见。文革中红卫兵们数次用榔头、斧子砍削,均未能将其毁掉。如今,石壁上累累刀痕犹存,成为历史的印记。

    英敛之对温泉显龙山深有感情,除去留下墨宝外,还在这里为儿子千里买下房,作了安排。据调查,这幢房子原在夏友山庄西侧,被毁于抗战时期,今已无存。

    且住为佳

    当年英敛之主要住在香山静宜园,进城时则住在西安门内的且楼。

    且楼是一座三开间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楼上原悬挂英敛之手书匾额且住为佳,故名。英敛之还亲自撰写《且楼记》,计二千余字,由他的老朋友、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书写,挂在楼上正房。可惜此件在文革中被毁。且楼具体位置在今西安门大街103号,其侧为原公教进行会大楼,这两处建筑至今仍保存完好,只是都改为商业用房。

    且楼有6间房(上下各3间),此外另盖起4间房,共10间。小楼两层均为一明两暗,当中一问为正房,通过多宝隔扇的小门,可通往两侧的房间。房屋为木地板、玻璃窗,房檐下的木雕古朴精巧,小楼西侧有外接的木梯连接上下。院门为砖砌门楼,与老北京普通小四合院门元异。进门处有木屏风(起影壁作用),绕过屏风,可见小院内摆放的盆花、大鱼缸等。站在且楼之上,可俯看西安门大街的热闹景象,车水马龙、小贩叫卖之声,不时传人院内。狭小、嘈杂的且楼,与香山就周围环境、居住条件而言,可谓天壤之别。比较起来,英敛之更喜欢香山静宜园,自然,进得城里也就且住为佳了。

    据房主人回忆,当年且楼二层3间房子全藏满书籍,迎面南墙都是书柜,为英敛之的书房兼工作室。楼下中间为全家人的起坐间,洗漱、吃饭均在这里,两侧间为卧室。英敛之当年曾撰写一副对联,贴在二楼门柱上,此对联一直保持到50年代末,只可惜房主人对内容已记不太清楚。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情。某天傍晚,英敛之一家正在楼下吃饭,忽然闯进一人,衣着褴褛、蓬头垢面、气势汹汹,进门张嘴就要饭要钱。家里人欲将其捉拿送交警察局,但被英敛之制止,只见他从桌上拿了几个馒头,又从衣兜里掏几块大洋递给来人,嘱咐说:拿去做个小买卖吧,做人可别当盗贼!这位来客没想到英先生如此仁义,赶忙收起钱,跪在地上连磕三个头而告退。事后家里人埋怨英敛之有点冒险,他却说:你看这个人满脸菜色,为活命铤而走险,不像是歹人。先生的慈悲、同情之心可见一斑。

    以友辅仁

    当年英敛之住在香山见心斋下面的一所房子,与老友张謇所住的韵琴斋相距不远。他对这所房子很满意,曾书写仁者爱山的条幅高悬门厅。

    早在1912年,英敛之与马相伯就曾联名上书罗马教廷,请求在中国创办大学。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实现。

    1913年,英敛之在香山办起辅仁社,主要培养各省教会中青年子弟。辅仁二字乃取《论语·颜渊》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社中讲授中文、历史、书法等课,收有学员数十人。社中备有古今书籍万卷,名人法帖亦百十种,用资诸生之探讨,学员须定期撰文,称为社课。

    在香山辅仁社时期,陈垣刚从广州来京,常到社中与英敛之共同探讨学术。陈垣在他平生撰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考》即是辅仁社社课。提到这件事,他动情地说:余尝一谒先生,先生在示辅仁社课,中有题《元也里可温考》……余乃重理其稿……乃付刊。而识其缘起如此。这一文章的发表,是陈垣弃医学史的重要转折,从此确定了陈几十年从事史学研究的道路。

    辅仁社在创办的几年中,确实培养出一批人材。据介绍,解放后曾任中央某部副部长的张仲石(秀玲)即是从辅仁社出来的。

    据英敛之的学生讲,英先生为人爽快,品格高尚,常常把自己收藏的书送给朋友、学生。有时也到香山脚下的村子里走走,和平民百姓聊聊天。有一次,当他得知村里一位老人过世,特地包了几元大洋的封儿,托人交给丧主,嘱其为亡者买纸钱烧。

    此外,每到冬季,英敛之在香山地区开设粥厂,赈济贫民,颇得附近老百姓好评。时至今日,香山、温泉一带上年纪的老人仍能讲述不少有关的故事。

    1919年,罗马教廷重拾前议,多次派人来中国与英敛之会面,商讨筹办大学事宜。3月,以16万元租金租得旧涛贝勒府(今北京第十三中学),作为大学校址。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在这同时,决定先成立国学专修科,招收学生一个班,作为升大学的预科。学校取名辅仁社。仍沿袭英敛之在香山创办的辅仁社之名。这个辅仁社是辅仁大学的前身,社长仍是英敛之。

    法国传教组织味增爵会听说英敛之要办辅仁大学,十分恼火,他们也随之开始筹办道明大学加以抵制。可怜的是这个大学在招生时即因学费过高而垮台,法国教会为此还向罗马教廷控告英敛之。罗马教廷最后以味增爵会传教、辅仁大学办教育调解之。

    辅仁大学预科班顺利开学了,学生们都是按教会系统从各地选送来京的。然而此时英敛之的肝病再次发作,他感到精疲力竭、吃不下饭,终于病倒了。

    经协和医院诊断为肝癌。重病中的英敛之头脑清楚,精神尚好,此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大学筹办事宜。英敛之将陈垣召至病床前,郑重地将大学校务托付于他,要他一定克服困难,办起辅仁大学。

    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逝世,享年60岁。其灵柩归葬西郊八里庄慈寿寺塔根底下,这里是英氏家族墓地。除葬有英敛之外,还有他的兄弟等人。抗战时期,英若诚先生的姐姐故去,亦葬于此。

    解放后,政府征用这块土地,英墓被迁移,后竟下落不明。现如今,这里成为海淀区的特色公园--玲珑园。

    物换星移,如今知道英敛之者渐少,但他在京西的斑斑遗爱,却被人代代口碑相传;尤其是他遗踪手泽仍在吸引后人去凭吊、观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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