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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不修长城修“关系”
康熙皇帝:不修长城修“关系”
作者:余梓东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03-14 16:09
★★★

  万里长城既是蜚声海内外的奇迹,也是旅游观光的胜地。然而,长城在古代与当代的功能有着本质区别,而使长城功能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他的理念:固国不以山川之险,而重民族关系的协调。

 


  长期以来,中国就存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联系、交流、矛盾和冲突,这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常见的现象。蜿蜒于中国北方的长城(明代又称边墙)就是上述联系、交流、矛盾和冲突的直接产物和历史见证。今天,人们给长城赋予了诸多政治内涵与象征意义,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长城最基本的功能是中原王朝保护中国北方适于农耕的土地不受游牧民族的袭扰。古往今来,中国要发展进步并走向繁荣,必须具备统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一再被铁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而上述环境的营造和维护,则依赖于解决好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矛盾,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长期孜孜以求的鹄的。

  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皇帝之一、满族的杰出代表之一,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有诸多政绩,其中,不断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协调好民族关系是耀眼的亮点。

  

  固国不以山川之险:民族政策理念的创新与超越

  

  学术界把康熙皇帝的文治概括为:设馆修史,尊奉程朱,振兴教育,编修群籍;把其武功归纳为:统一台湾,抗拒沙俄,亲征朔漠,怀柔蒙古;把其经世总结为:笼络遗民,消泯满汉,群力决策,打击党争,推行密折,改革旗务,四处巡幸,兴廉惩贪;把其利民凝练为:重农恤商,蠲免赈济,治理黄河,开矿禁矿,开海禁海。1960年,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经对人大代表、满族作家老舍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他还说,清朝开始的几位皇帝都很有本事,尤其是康熙皇帝。并把康熙皇帝的历史功绩概括为:维护统一和主权,奠定新中国版图;坚持统一战线政策;重视科技,学无止境。

  可以说,清朝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较为成功地解决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农耕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游牧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全国范围内营造和维护了统一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其中,康熙皇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民族关系的协调以及清代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发展做出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贡献,为“康雍乾盛世”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古北口总兵官蔡元上疏请求整修古北口一带残破的长城,康熙皇帝明确指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服,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口、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知之。”

  康熙皇帝实际上是把修德安民、各个民族的民心悦服作为国家之本和边境安定的重要基础,并视为治国之道极力加以实施。他认为,“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这种用人而不是用砖石固边御敌的思想,充分体现出清朝统治者在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理念方面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清朝在民族事务管理和巩固边疆方面实现了“固国不以山川之险”。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当时,已有50多个民族共存于一个政权之下。所以,清朝的统一,实属空前。它发展了‘大一统’的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也突破了历代‘内诸夏外夷狄’的传统观念,从康熙时放弃修长城,这就破除了2000年的限隔,使得‘中外一家’成为现实,直接为现代中国的版图和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说康乾盛世把中国封建‘大一统’发展到顶峰,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满汉文武,皆为一体: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协调

  

  在协调满汉关系方面,康熙皇帝做得卓有成效。据《清朝野史大观·笼络汉族之政策》记载,康熙在位的61年里,“虽外讨内绥,兵威甚盛,然亦知汉族不可以武治也,乃用儒术以束缚之。计其政策有六:一崇祀孔子,亲往祭奠,并饬国子监讲求程朱性理之学,以风示汉民;一举博学鸿词科,以网罗明季遗民及奇才杰士;一开馆编会典、字典、明史、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书,俾士人奉为准则;一巡游江南,召试名士,藉以视察民心;一开千叟宴,诏天下不论满汉官民,凡年过六十五者,皆得与宴赋诗,以示满汉一体;一采鄂尔泰奏议,取士复用八股,以拢络志士,驱策人才。自是以后,汉族始安,帝业始固。”此外,康熙皇帝还禁止了圈地、投充等弊政,把满、汉官员的品级划一,积极推行“上下一心,满汉文武,皆为一体”政策,有效缓解了满汉矛盾,使民族关系更加协调,统一多民族国家更加巩固。

  在协调满蒙关系方面,康熙皇帝进一步继承和完善了由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创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发展的对蒙古政策,并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与努力。康熙皇帝为集中财力赏赐蒙古而带头厉行俭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白晋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到北京,曾为康熙讲授天文历法及医学、化学、药理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出入宫廷,对康熙的日常生活比较了解。他在向法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写道:“从康熙皇帝日常服饰和生活用品上,可以看出他身上所具有的朴素美德。他冬天穿的皮袍是用两三张黑貂皮和普通貂皮缝制而成的,这种皮袍在宫廷中极为普通;此外他的御衣都是用平常的丝织品缝制的,这种丝织品在中国是极其一般的,除了很穷苦的人其他人都能够穿得起;阴雨天时,他常常穿一件很普通的羊毛呢绒外套,也没有什么异常之处。在夏季,有时看到他穿用麻布做的上衣,就是中国老百姓家中常见的那种麻布……亚洲君主们一贯喜欢炫耀自己的奢侈与豪华,但这种情形在康熙皇帝周围却根本看不到。”在朝鲜使者金稼斋(即金锡胄)的《燕行日记》中,记载着他与序班潘德兴觐见康熙皇帝时的对话。金稼斋在朝参时看见殿廷中的卫军着装简朴,所持弓箭也不精利,吹鼓手的衣装也是新旧不一,他还听说康熙并不热衷于修建宫室、园林,因而认为康熙崇尚节俭才这样做的。潘德兴却说,“皇上非俭朴,乃爱财是实”,而爱财的目的是为了赏赐蒙古。金稼斋问到康熙一年对蒙古的赏赐时,潘德兴答:“每年四十八家约四五十万”,“另有锦彩等物”。

  对于蒙古族中的弱势群体,康熙皇帝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曾在塞外出巡的途中语重心长地对副都统巴图、一等侍卫阿南达等人说:“边外八旗蒙古与内八旗一体,朕未尝分别内外。今朕巡行之,次见衣食穷乏,朕心深为恻然。可通行晓谕所过地方蒙古人等,有鳏寡独老病不得其所者,令其来见,加恩赏赉。且因其来见朕,亦可悉其生计。”此谕一出,每天都有许多蒙古族百姓扶老携幼到行宫前叩首。康熙详细询问他们的年纪,还给他们颁赐酒席、银两和布匹,以身作则地把对蒙古的政策落到实处。他还曾对科尔沁和硕卓礼克图亲王鄂齐尔明确强调,应该抚恤所辖人民,说“尔部人民宜勤加抚恤,尔能驭之以恩,则属下自竭忠尽力;若但以威制,则人皆解体,不乐效用。尔其志之”。

  康熙皇帝一生有许多杰出的政治作为,包括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抗拒沙俄、亲征朔漠、消泯满汉等。这些政治作为都是紧紧围绕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不断巩固而进行的。到了康熙中期以后,当时的中国已经达到“从古未经服属之疆土,悉隶版图”的状态,进入了康乾盛世的辉煌历史时期。这正如学者所说,“明清时代汉人的看法大体上是借长城划分‘内’和‘外’。长城以南为‘中原’,是中国的本土,长城以外是塞北,即广漠荒芜人烟的旷野,寒冷异常。而对于满洲人来说,长城并不那么重要。由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至高无上的满洲皇帝(汗)的概念中,那是人工建立的边界,可以完全无视。所谓‘内’与‘外’的区分,指的是北京和北京以外的所有空间。换言之,被当做中国的‘中原’和当做边境的‘塞外’的划分是满洲人所不取的。就这点而言,他们所说的‘大一统’的宣言是正当的,也是及其重要的。也就是说,由于满洲人将内外统为一体,‘中国’的概念得以重新定义,它奠定了当代中国的雏形。”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康熙皇帝真正做到了智慧与实力的结合,决心与毅力的交融。

 

  [大师论史]

  满族作为继蒙元之后入主中土的第二个少数民族,它的统治者十分注意吸收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众多少数民族的经验教训,制定自己的民族宗教政策。同古代相比,昔严尤曾有‘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之论;平心论之,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不但超周、秦、汉三代,甚且连煊赫一时、地跨欧亚二洲的大元帝国亦瞠乎其后。何者,元享年未过百,蒙古宗室崇佛而自弱,终趋分崩,忽兴忽亡,悄返北土,几不能自保,以视清代远望尘莫及。然则清高宗弘历所谓‘苗疆之事,未得善策’者,非无策也,欲得上策耳。                                       ——王锺翰

 

    于梓东教授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学术委员,科学发展观课题组主要成员,领导干部学习读本《科学发展观丛书·五个统筹》(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主要编委之一。

  余梓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研究及清史、满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来还从事博物馆专业领域的研究。先后担任中央民族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外国民族问题、清代民族政策研究等课程的教学任务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外国留学生的中国民族政策课程的讲授任务。2005年承担了国家《清史》乾隆朝人物传下卷的编撰任务。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方面,其撰写的《民族关系定义推究》、《中央民族大学学生民族观情况的调查及对策研究》、《论黑龙江文化与满族文化诸问题》、《扶贫先扶智》、《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非经济因素》、《论邓小平民族教育工作思想》、《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管窥》等学术论文和文章多次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权威媒体,并被多家媒体转载。此外,还著有《清代民族政策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的编纂,字数逾百万。2006年余梓东教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点项目民族院校博物馆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国家"985工程"研究课题民族关系理论和民族关系现状研究、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另外还主持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北京市民族关系现状及调控手段研究,并参与了国家民委有关课题的研究工作。撰写的《论后金政权权利基础类型》、《民族文化认同与服饰流变》被CSSCI收录和《新华文摘》摘要转载。

  余梓东,男,满族,1959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77年高中毕业后,在吉林省永吉县插队,1979年9月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1983年6月毕业留校任教,1987年2月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任教,1993年晋升副教授,1998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师从王锺翰先生攻读清史和满族史博士学位,2002年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博士导师和硕士导师。曾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民族博物馆馆长、民族文物研究所所长、服饰研究所长,现兼任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学位委员会委员、满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兼职教授,辽宁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辽宁省抚顺市社会科学院满族研究所顾问,中国博物馆学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舍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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